中華文化的結晶

　　“九二共識”跟“貞觀之治”、“康乾盛世”一樣，都是先有史實，后有名稱。史實是確實存在，有根有據(jù)；名稱是后人總結，智慧概括。借用《金剛經(jīng)》的句型：是“九二共識”，非“九二共識”，是名“九二共識”。非以中華文化不足以產(chǎn)生這樣的共識，非以中華文化不能理解這樣的共識，非以中華文化不能在此基礎上繼續(xù)推動兩岸共識。正是這個“共識”奠定了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政治基礎，帶來了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新時代。

　　“九二共識”不同于一般用單一文件表述的共識，它是通過1992年11月海協(xié)會與海基會一系列往來函件表述出來的。通過這些函件，達成共識，順利擱置“一個中國”內(nèi)涵的爭議，推動兩岸關系繼續(xù)向前發(fā)展。它是1992年由兩岸正式授權的民間團體達成的，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當時，雖然沒有“九二共識”的稱謂，但是確實解決了當時的實際問題，并使得1993年的汪辜會談成為可能。2000年，臺灣島內(nèi)政黨輪替。為了讓兩岸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解套，兩岸有識之士都希望創(chuàng)造一個模糊性概念涵蓋1992年的共識基礎。臺灣資深記者王銘義以會談地點為考慮基點提出“香港共識”一詞，蘇起先生以會談時間為考慮基點提出“九二共識”，大陸學者徐博東教授也提出類似的名詞。“九二共識”一詞后來被廣泛使用來表述這段史實，成為一段千古絕唱。其實，這一段“九二共識”的歷史，用精確的語言來表述，就是1992年兩岸兩會關于“一個中國”問題的往來函件所達成的共識。用“九二共識”也罷，1992年往來函件形成的共識的基礎也罷，都是一個意思，都是中華文化智慧的表現(xiàn)。

　　抓住機遇之窗的典范

　　1990年前后，國際局勢風云變幻，臺灣政局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1991年，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在形式上徹底結束。蘇聯(lián)解體后，中國在美國對外戰(zhàn)略中的地位有所變化，美國在兩岸關系上的策略隨即發(fā)生了一定程度的調(diào)整。也就是在這一年，李登輝主導在臺灣進行了第一次“修憲”并以此為發(fā)端開始了臺灣直接選舉的制度設計。由于李登輝在島內(nèi)進行“民主化”與“本土化”改造，與國民黨內(nèi)以郝柏村為代表的“非主流派”矛盾日益加深，兩派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上的矛盾也日益加深。1992年3月，二人在“修憲”中“總統(tǒng)”選舉問題上采取“直接選舉”還是“委任投票”問題上發(fā)生嚴重對立，并最終導致了郝柏村“內(nèi)閣”1993年2月總辭。郝柏村當時就認為，“總統(tǒng)”直選是臺灣政局發(fā)生重大變化的制度改革，有走向“臺獨”的危險。當時，李登輝擁護祖國統(tǒng)一的假面具還沒有撕下，但可能會走向“臺獨”不歸路；而堅定堅持“一個中國”的郝柏村尚有決定權，于是大陸方面有利有理有節(jié)地與臺灣方面達成了口頭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之后不久，郝柏村下臺，李登輝終于露出了“臺獨”的真面目，在兩岸關系上的觀點離我們越來越遠。回顧往事，不難發(fā)現(xiàn)，歷史上的機會之窗從來都是白駒過隙一般，稍縱即逝。抓住機遇，往往可能促成歷史發(fā)生轉折，從而改變國家、民族發(fā)展的進程。

　　事務性問題延伸出的原則共識

　　機會之窗蘊含在具體的事務性問題商談中。兩岸之間的根本性問題是政治對立。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事務性小問題中往往蘊涵著政治性大問題。“九二共識”就是在兩岸公證書使用問題的磋商中達成的。隨著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進一步深入，兩岸事務性問題會越來越多，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問題牽涉到政治問題。因此，深入研究兩岸事務性問題，或可形成兩岸擴大政治基礎的可能性。從另一個角度說，兩岸事務性問題的逐漸推進必然使得兩岸政治基礎和政治共識進一步擴大，這些擴大無疑也是在漸進性地化解政治對立。在這一進程中隨時可能有機會之窗出現(xiàn)。學習借鑒“九二共識”時期抓機遇、成共識、促發(fā)展的精神就尤為重要。（朱松嶺：北京聯(lián)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兩岸關系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