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教育產(chǎn)業(yè)工會日前舉行記者會，引用臺當局“教育部”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指為提早因應少子化導致生源劇減，許多私校以超額及授課時數(shù)未達鐘點為由資遣教師。從2009到2013年短短4年內，私立大專院校教師員額就減少了1015人，不僅讓擁有博士以上高學歷者想在大學任教一職難求，更出現(xiàn)強制資遣超額教師的裁員潮。

　　臺灣《工商時報》23日社論指出，這股在島內私立大專院校引爆的裁員潮，其實只是當前臺灣高等教育諸多問題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而已，全文如下：

　　當前臺灣高等教育的其他怪現(xiàn)象，至少還包括：培育過多的博士生，造成博士滿街跑。不是任教機會一職難求，就是只能擔任形同廉價勞工的兼任教職，流浪全臺各校兼課，實質所得每月還不到4萬（新臺幣，下同）。但另方面各私立學校卻又充斥由官員、公務員及公立大學退休轉任的所謂“雙薪教授”，也就是一邊領公教人員月退俸，另方面卻又可以在私校擔任專職教授，順便當起學校的“門神”。粗估這類“雙薪教授”，人數(shù)約在2,000人，自然也使年輕博士的任教機會雪上加霜。

　　不只如此，即使能夠在私校任教，想要保住教職，面對少子化的沖擊，他們往往還要兼負招生之責，其招生績效甚至占教師考績的5成。而既然招生不易、生源可貴，教師如果想要嚴管勤教，刷掉學習成績未達標的學生，后果可能是自己先“被資遣”。如此環(huán)環(huán)相扣，也就難怪當前的臺灣高等教育，業(yè)已陷入學生入學容易，卻素質變差，學歷浮濫貶值，高學歷反而形成高失業(yè)率，進而引發(fā)年輕世代的失望與不滿情緒，以至惡化為世代矛盾的惡性循環(huán)深淵中。

　　檢視今天臺灣高等教育所面臨的這諸多問題，少子化的來臨其實只是讓問題加劇而已，真正關鍵而又諷刺味十足的因素，其實正是來自于摸索推動了20年的所謂“教改”。回顧當初李遠哲倡議教改時，只著眼于廢除聯(lián)考制度，以及放開進入大學的窄門。但實際推動起來，卻出現(xiàn)災難性的后果。

　　包括臺當局與民間，打著“教改”的旗號，競相增設公立大學，以及讓技職學校升格為科技大學。在這種“民粹式教改”的風潮下，臺灣的大專院校快速暴沖超過160所，入學門坎低到8分即可入學，卻還招不到足額學生。這就是“民粹式教改”所留下來的成績單，或更準確說留下的爛攤子。

　　談到民粹式的思維和決策模式，教改其實只能算是其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因為制造過多的教師或博士，使得社會上充斥著流浪教師與流浪博士。而另一個新的流浪族群，也已隱然成形。近年來同樣在民粹思維導引下，“考試院”放寬高考律師考試的門坎，從早年律師高考每年只錄取個位數(shù)，漸次膨脹到數(shù)十人，上百人，而這些年則每年能通過高考律師資格考試的竟然多達千人。其結果，就如同博士滿街走，一職難求又薪酬偏低；目前這些新考上的準律師們，往往苦于找不到實習機會而無法取得考試院核發(fā)的律師證書。而即使最后獲頒律師證書，卻又要面臨工作難求的困境，不是要委屈自己擔任法務助理，就是只能淪為流浪律師，其懷才不遇的憤懣之情迨可想見。

　　臺當局花這么大的心力與經(jīng)費，廣設大學，讓大學生滿街走，讓律師不再是稀有物種。但是滿街的流浪老師、流浪博士、流浪律師，他們的失望與不滿情緒完全可以理解。歸納起來可以說臺當局花錢花力氣培養(yǎng)了一大堆高學歷人才，但卻沒有足夠、相當?shù)穆毴眮戆差D，到頭來等于是制造了一大批對現(xiàn)實社會失望、不滿的高等知識分子，自然也就成為晚近社會動蕩不安的火種了！

　　民粹式的思維與決策，不只在人才培育上出現(xiàn)重大問題。擴而言之，散處全臺各地文化館舍往往被諷稱為“蚊子館”。“交通部”最近指出有6處臺灣機場使用效率不足，自然也應算是“蚊子機場”。

　　這些“蚊子家族”無一不是在民粹思維的驅動下，行政決策部門響應在先，“立法”部門則加碼在后，因而投入的預算資源固然難以計數(shù)，但結果卻是留下處處爛攤子，以及在社會上出現(xiàn)大量的不滿人士，外加臺當局財政困窘，債臺高筑。歸根究底，臺灣如果未能跳脫民粹思維與民粹決策，不只各行各業(yè)都要被迫流浪，恐怕臺灣的處境也將是在流浪而不知所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