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在宣布撤出占據(jù)了24天的“立法院”時發(fā)出宣言，將“轉守為攻，出關播種”、“分進合擊”。果然，“太陽花團體”的第一項大動作，就是發(fā)表《新憲運動宣言》，聲稱將繼續(xù)執(zhí)行“四零八占領行動”提出的“公民憲政會議”的目標，呼應“公民審議意見書”，以“由下而上大規(guī)模憲政改革”的構想，來解凍“憲法”、制作全新的“憲政藍圖”。而民進黨中央于同一時間在臺中市舉行的“立法院”臨時會前政策擴大會議（共識營），也決定將提案成立“修憲”委員會，推動“修憲”，首先是推動廢除“監(jiān)察”、“考試”兩院，下修投票年齡等。

　　《新華澳報》日前發(fā)表富權的文章說，臺灣地區(qū)自李登輝上臺，借“野百合花學運”之勢舉行“國是會議”，啟動“修憲”之后，進行了六次“修憲”，陳水扁時代又再修了一次，將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修改成“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憲法”。本來，陳水扁還打算再進一步“修憲”，將“國家定位”修成“中華民國”是臺灣，但礙于“任務型國大修憲”亦即第七次“修憲”，將“修憲”程序修改為必須先由“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經(jīng)公告半年后，進行全民“公投”復決，有效同意票超過選民總額一半方為通過，使得“修憲”的難度增大，再加上當時陳水扁受到貪腐案沖擊而風雨飄搖，管治威信大受削弱，因而來不及付諸實施就倉皇下臺。而馬英九上臺后，為了維護臺海和平，也是為了減少爭議，以將主要精力擺放在經(jīng)濟建設和改善民生，因而6年來一直不再提出“修憲”，這居然也成為民進黨攻擊他“無能”的其中一個“理由”。

　　民進黨由于還希望能在2016年或以后的“總統(tǒng)”大選中，再次上臺執(zhí)政，而民進黨能否再次上臺執(zhí)政，除了是必須爭取臺灣地區(qū)多數(shù)選民的認同和支持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在于美國是否接受，中國大陸是否施加壓力，因而即使是要提出“修憲”訴求，也不敢碰觸“國家定位”問題。例如蘇貞昌在卸任民進黨主席前夕提出的“修憲”訴求，就明確地說明，不會觸及到“國號”、“固有疆域”等內(nèi)容，而主要是集中在內(nèi)政方面，如增加“立法院”議席，及改變“不分區(qū)立委”亦即政黨派的選舉制度等。

　　蔡英文于當選民進黨主席之日在媒體上發(fā)表的文章，也“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修憲”的訴求。其內(nèi)容，與蘇貞昌所談的大同小異，也是圍繞著能讓民進黨增加“立委”議席的問題而大做文章。據(jù)說，蔡英文是擔心在民進黨重新執(zhí)政后，國民黨黨團將會依仗其“立委”議席較多，杯葛由民進黨執(zhí)政的“行政院”提請的法案。甚至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手法，霸占主席臺杯葛執(zhí)政黨的議案。因而希望能撤除對民進黨不利的“國會”議席減半的“憲法”條文內(nèi)容，并提出對民進黨有利的政黨票“聯(lián)立制”，以及“內(nèi)閣”制”。至于“國家定位”問題，蔡英文倒是并沒有提及。

　　但按一般邏輯推理看，既然蔡英文在2012年的“總統(tǒng)”大選中，因為不承認“九二共識”，而致使原本民調(diào)較高的她，最后卻因美國公開宣布支持“九二共識”，而許多臺商“大咖”也出面為“九二共識”站臺，致使她“小輸”八十萬票而飲恨的教訓，因而她是不但不會踩踏美國恪守三個“中美聯(lián)合公報”，亦即“一個中國政策”的“紅線”，而且還將會向美國“交心”，上臺后將基本維持現(xiàn)行“憲法”所規(guī)范的“國家定位”。為此，她委任了“美國通”吳釗燮出任秘書長，祈求架設與白宮溝通的橋梁。在此背景下，相信蔡英文的“修憲”指向，也將不會觸及“國家定位”，以免招惹美國發(fā)怒，壞掉她臺灣地區(qū)第一位女“總統(tǒng)”之美夢。

　　而“太陽花學運”團體的“修憲”大計又是如何呢？其所提出的《新憲運動宣言》中的訴求，主要集中在落實人權保障、原住民自治、下修投票即參政年齡，及實現(xiàn)世代正義的公民參與，建立健全的黨政制度及權責相符的當局體制等方面，未提“國家定位”。

　　但仍留下一個伏筆，就是參與《新憲運動宣言》的15個“太陽花學運”團體之一的“臺灣守護民主平臺”監(jiān)事顏厥安，批評臺灣現(xiàn)行的“憲法”是“東拼西湊”、“吞云吐霧，摸不著邊際”的“龍的憲法”，真正民主化的“憲政”不應該是如此。至于這個龍的“憲法”，是指“吞云吐霧”，“神龍見首不見尾”，還是指“中華民國憲法”因為是在中國大陸頒布，因而是一個“龍的國度”的“憲法”，現(xiàn)在則是要與“龍的國度”決絕？因而令人充滿想像空間。倘將時間往前推，“太陽花學運”期間，其領袖林飛帆、陳為廷等人毫不掩飾其“臺獨”本性，并在其所提出的《兩岸協(xié)議監(jiān)督條例草案》版本中塞進了“一邊一國論”的私貨，因而不排除他們將會在打開“修憲”的議題大門之后，就將會由易入難，由淺入深地正式導入“國家定位”問題。

　　實際上，他們在“太陽花學運”期間的表現(xiàn)就是如此，議題不斷改變、不斷升格，從最初的抗議“三十分鐘突襲”、“黑籍作業(yè)”等程序問題，到要求逐條審查《兩岸服貿(mào)協(xié)議》，之后又提出要退回“服貿(mào)協(xié)議”，并制定《兩岸協(xié)議監(jiān)督條例》，先立法再審議，再到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討論“憲政體制”、選舉制度、兩岸關系，而所謂的“公民憲政會議”不得由馬英九、江宜樺召開，而是要由這些非法占據(jù)“立法院”的學生代表及幕后的“臺獨”學者、教授、政客們說了算。誰知道其“修憲”訴求是否又將會重施故技？

　　有也不出奇。因為學運領袖們不像民進黨那樣還要顧忌到選票問題，亦即是他們沒有“上臺執(zhí)政”的負擔。既然是沒有包袱，就可以放膽來闖，什么樣的訴求都可以提出，包括朝向“臺獨建國”的“修憲”。即使是日后將會參選“立委”，也不用為此而負責任。

　　這個“假設性”的未來發(fā)展軌道，使人擔憂。實際上，過去我們常自我安慰，只要那些受到日本皇民教育的“老臺獨”，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逐漸逝去；而那些中青代的民進黨人，不少曾在海外“浸過咸水”，知道國際現(xiàn)實，因而只求“中華民國”是臺灣”，亦即是《臺灣前途決議文》的定位，不再追求“獨立建國”——建立一個“臺灣共和國”，因而就可以放心。

　　但倘這些“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沖撞建制，甚至攻入“行政院”，大有攻陷巴士底獄氣概的年青人，再次拾起“臺獨建國”的牙慧，在主導“修憲”議題時塞其“正常國家”的私貨，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既然能夠反對《兩岸服貿(mào)協(xié)議》，阻滯兩岸協(xié)議的洽簽進程，也就能以“修憲”來阻撓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進度。

　　對此，應有清醒冷靜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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