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口學視角看“城市病”

　　人是城市生活的主體。“城市病”雖然不完全等同于人口問題，但人口問題是“城市病”的重要癥候，人口變量是誘發“城市病”的關鍵因素。在通常的理解中，“城市病”就是人口持續、快速集聚導致的人口過密、交通擁堵、水電土地等資源緊缺、房價物價偏高以及工作節奏快、生活壓力大等現象。城市人口問題可以從總量問題、增量問題、流量問題和分量問題等方面加以分析。

　　人們常常關注總量或者說存量問題，并試圖用人口規劃目標來控制城市人口。然而，人口規劃往往跟不上人口變化。例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達1960多萬人，已突破2020年1800萬人口的控制目標。城市人口能否控制以及如何控制？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人口增量要看人口增長。一些特大城市已持續多年出現超低生育率，主導人口增長的是人口流動。就“城市病”來說，應區別看待兩種流動人口增長的影響：一種是缺乏體制保障的流動人口增長帶來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壓力，如是否會產生城市貧民？一種是與行為有關的流動人口增長帶來城市交通資源的壓力。換言之，城市存在兩種性質的流動人口：一種是制度層面的、沒有當地城市戶籍的流動人口，可以稱之為“非戶籍流動人口”，對應的是戶籍人口；另一種是行為層面的、在城市區域內行走和移動的人口，可以稱之為“行為流動人口”，對應的是不流動人口，如幾乎不出門的老年人、嬰幼兒和殘障人等。

　　人口流量問題既與居住點、工作點和活動點之間的距離有關，也與不同點的“人口分量”有關。距離產生流量，流量產生壓力。人口因為“三種距離”而流動。“三種距離”分別是工作點與居住點的距離、活動點與居住點的距離、工作點與活動點的距離。“三種距離”產生了三種行為導向的流動人口，即工作導向的流動人口、活動導向的流動人口和回家導向的流動人口，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即“行為流動人口”。這三種導向的人口流動每天都在發生，有規律可循。周一到周五，每天早晚形成工作導向和回家導向的人口流；到了周末或者節假日，則會形成規模較大的活動導向的人口流，繼而演化為公園名勝、慶典場所等小區域的人口集聚和過密現象。

　　“城市病”與特定時段人口流量過大有關。“三種距離”的存在必然帶來人流、車流、物流。城市是許多“點”組成的“面”，人口是點分布，機會也是點分布。人口點分布量（人口分量）決定著點與點之間的人口流量。距離造成了巨量的日常人口流動，距離越長，流量越大；布點越多，流量越大。人口遠距離流動還會加重資源環境壓力。因為車輛等交通工具是要消耗能源的，也是剛性依賴道路資源的。人類的趨同性行為會加大交通流量與交通容量之間的矛盾，例如，節假日家家都想出游，必然導致出行難、活動難。

　　如何緩解“城市病”呢？對于行為流動人口的調節，可以考慮“控制分量，引導流量”：其一，控制和降低居住點“人口分量”轉變為“人口流量”的比例。并非人人、天天都需要外出，必要時應予以引導。其二，提前控制和現場引導活動點的流動人口增量，防止人口過密的潛在風險。同時，可以通過科學的城市人口分布規劃和城市發展規劃來實現“點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三種主要人口點的距離。應努力實現城市交通公交化，保證居民便利出行。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對于非戶籍流動人口來說，比較利益誘導著他們向城市流動。對低端外來人口設置進城門檻既不公道，也是徒勞。況且城市的生活質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完備的生活服務體系來保障，而服務業的從業人員恰恰多數是來自外地的打工人口。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發展問題。城市的發展需要年輕的新移民，但新移民需要市民福利保障，渴望得到公共服務。縮小城鄉、區域和城市發展差距，對于實現人口有序流動具有戰略意義。只有各地、各個城市發展起來了，才能減輕少數大城市人口持續增長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