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狠官二代”之稱是不是標簽化？

　　只因求愛不成，合肥某中學一名17歲的中學生陶某竟然強行闖入民宅，將汽油潑向16歲的少女周巖，并點起打火機將其燒成重傷，或致終身殘疾。此后，傷情鑒定遲遲未做，女孩的醫療費用遭停止支付，嫌犯要求取保候審，幾乎將受害人家庭逼上絕路。（本報今日14版報道）　

　　由于行兇的陶汝坤母親是安徽省合肥市規劃局某處處長，父親就職于安徽省合肥市審計局，陶汝坤被輿論稱為“官二代”；同時陶汝坤太過兇殘，造成的后果太過惡劣，因此又被稱為“最狠官二代”。對此，有評論者認為，不宜給陶汝坤貼上“官二代”的標簽，說是把這個案件完全貼上一個“官二代”的標簽，有些牽強了，更不利于通過司法途徑客觀、公正地去解決問題。讓案件回歸案件，相信法律的最終裁決。那如果需要探討的話，就是一起青少年教育失敗的典型反面教材。　

　　不用說，“官二代”“富二代”是目前社會上的一個貶義詞，這里的“二代”們有這樣兩個相互聯系的特點：一方面，他們靠著父輩的條件，享有社會各方面的特權，擁有社會最大量的財富，處于高人一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們又缺乏起碼的道德水平，依靠父輩的權力和金錢，在社會上為所欲為、橫行霸道，成為危害社會、禍害百信的紈绔或衙內。符合這兩條，就屬于老百姓眼中的 “官二代”“富二代”了。這里的兩個條件都必須具備，而不只是其家庭出身的具體描述。比如，一個官員或富人的子女如果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成就，同時其道德和業績都為社會所公認，人們是不會把他們稱為“官二代”“富二代”的。　

　　那么，什么樣的官員子女可以稱為“官二代”？這里并沒有一個規范的標準，只是公眾對某個具體人所干具體事之后的感覺。不贊成把陶汝坤貼上“官二代”的標簽，理由是因為這就是一件青少年因為戀愛關系發生的傷害案，這當然有一定的正確性，因為所謂“官二代”本身就不是一個法律用語，法律上只講犯罪嫌疑人，只講加害人和受害人，當然不會去管當事人的身份。在法律面前，我們確實不必去區別是否“官二代”。而且，因為戀愛不成而行兇，這種案件哪一個社會都有，哪一種人也可能犯下這個罪，兩個農民的孩子也會發生這種案件，與是否官員的孩子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但是，法律面前沒有“官二代”，并不等于社會沒有，也不等于老百姓眼中沒有。可以說，“官二代”是一個解讀社會的名詞，運用它確實就能解讀一些社會現象。我們怎樣判斷陶汝坤能不能稱為“官二代”犯罪？標準就是看他的犯罪與父母的權力有沒有某種聯系，有沒有因果關系。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陶汝坤的犯罪與父母的權力是有關系的。第一，看到自己滿意的姑娘就強迫人家嫁給他，這正是強權無法無天的表現，最遲可以追溯到宋朝的高衙內，可見與官是存在關系的；第二，正是由于權力的霸道，才敢于采取兇殘的手段，因為他覺得自己父母當官，被關一個星期就能出來，甚至還能讓周家人等死。第三，這一切并不是陶汝坤的妄想，事實上，就在案發之后，其父母就發揮了權力作用，以醫療費要挾對方同意取保候審，醫療費難道不應該由陶家全額負擔嗎？總之，案件發生就是與父母的權力有關，而且現在還在運用權力。　

　　這樣看來，說陶汝坤是“官二代”，并不是亂貼標簽，而是實事求是、實至名歸。至于說，貼了“官二代”的標簽就不利于司法公正，這是沒有道理的。我的看法正相反，對于利用權力干擾司法公正的，就是要貼上“官二代”的標簽，引起全社會的憤怒和關注，提醒公眾加強輿論監督，才能防止可能出現的司法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