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標識性概念，“全面小康”不僅得到中國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動員力，而且在國際學術界、輿論場也產生了積極影響。這不僅因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的國家戰略，而且因為它深深植根于中華倫理文化，彰顯了中華倫理文化的鮮明特色和突出優勢。充分發掘和闡揚“全面小康”的倫理學意蘊，不但有利于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且有利于建構與時俱進的中華倫理文化。

　　“小康”作為中國話語，從一開始就不只是關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概念，而是同時具有文明形態與文明發展階段意義的理念。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中國傳統“小康”理念的魅力在“康”，而其局限性是“小”。“全面小康”吸收了傳統“小康”理念的合理內涵，又結合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克服了其局限性。

　　“小康”一詞最早見于《詩經》，后來被孔子描述為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會模式。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禮義以為紀……是謂小康。”在孔子看來，“大同”與“小康”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倡導“天下為公”，而后者則表現為“天下為家”。“大同”因何而“大”？因“天下為公”而“大”。“小康”因何而“小”？因“天下為家”而“小”；“小康”因何而“康”？因“禮義以為紀”即確立倫理道德規范而“康”。在中國話語中，“康”既是指身體上無病，又是指生活上無憂，所謂“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因此，“小康”既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標志，又是通向更高文明形態的道路。從“天下為家”的“小康”出發，可以漸次通向“天下為公”的“大同”之境。可見，全面把握傳統“小康”概念，需要抓住三個關鍵詞：一是“家”。家是“小康”的社會基礎和邏輯起點；小康社會因“天下為家”及“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顯其文化境界之“小”。二是“康”。小康社會秉持“禮義以為紀”，因確立倫理道德規范而實現“康”。三是“大同”。小康社會以“小家”為發展動力，又以“禮義”而超越其“小”、實現其“康”，是由“家”之“小”通往“天下”之“大同”的康莊大道。

　　作為現代話語的“小康”與作為傳統話語的“小康”具有一脈相承的延續性。雖然在現代語境中，“小康”不以所謂“天下為家”為標志，但從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的改革開放到當下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家”確實是當代中國小康社會的重要基礎。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充分釋放以“家”為單位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同時，現代語境中的“小康”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提出的發展目標，在所有制基礎和價值取向上都凸顯了一個“公”字，這與傳統語境中的“小康”將通向“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具有相通性。然而需要明確，在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語境中，與“小康”對應的概念是“現代化”。“現代化”是“小康”的前景，當代中國發展的目標是由“小康”走向“現代化”。正是在現代化的語境中，現代的“小康”概念超越了傳統的“小康”概念。進一步來看，現代意義上的“小康”，其制度基礎是社會主義，其終極目標是共產主義，這與封建制度和小農經濟時代的傳統“小康”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小康”概念的升級版，“全面小康”在生產力發展水平、制度建構、文明形態等諸多層面對傳統“小康”概念進行了科學揚棄。

　　（作者為東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